【福建专刊】近代风流出侯官
原载《群言·福建专刊》
人文坊巷，名人辈出
闽江之水穿过武夷山脉的崇山狭谷，流经福州时，地势平坦辽阔，造就了福州人性格中的平和与舒缓。而福州千百年来作为福建首府，其文脉又培养了百姓维护传统社会道德与秩序的观念，其人物群体总体性格表现得较温和，不易激动。然而，貌似平和、不愠不火、儒雅的福州文化人，在民族与国家有难、需要挺身而出的时候又都成为风云人物。这与闽江水在此处入海，海洋文化的开放性早早地融入福州文化人的血液中有关。这种追求正统教化与开拓进取的人文精神在福州人身上得到了集中体现。当中国跨步迈向近代的时候，古称侯官的福州，其风流人物更是享誉中华。
林则徐：敲开中国近代史的大门
1785年，林则徐出生在一个贫寒的下层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林宾日终生以教书为业，母亲与林则徐的姐妹们一起从事家庭手工劳动，这种“穷而清香”的家庭背景塑造了林则徐清高而平易的人格基础。一方面，他在与社会底层人民的交往中了解和同情民间疾苦，注定了他性格中的平民性。另一方面，开明正直的知识分子家庭教育，使他从小接受道德理性和人文精神的熏陶，追求传统教化，立志终生报效国家、民族、朝廷，有着强烈的忧国忧民意识，注定了他在当时的官场成为另类人物。
林则徐青少年时代在福州接受“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主义传统教育，深受“仁者爱人”的儒家思想熏陶和影响，“为民请命”的夙愿实践于他一生的顺境与逆境之中。
晚清时代，吸食鸦片的恶习竟成为腐败官场和无知百姓的时尚。林则徐早早地看到了毒品对中国社会的毒害，他在出任湖广总督时，便是一个坚定的禁烟派领军人物。他总结了任湖广总督时的禁毒实践，在给道光皇帝的奏章中疾呼：如此下去，中国将征不到可以抵抗敌人的士兵，筹不到可以充军饷的银子了。
道光皇帝召林则徐进京，破天荒地任命这位汉族官员为钦差大臣前往广州查禁鸦片。从小接受忠君思想教育的林则徐当然心怀感激，终于可以放手查禁烟毒了。
鸦片战争让中国人第一次认识到西方坚船利炮的威力，虽然那时的人们还未明白坚船利炮背后有怎样的政治意图与经济利益，还未明了这种政治与经济制度后面有什么样的文化、哲学等意识形态，但是，有人开始了反思——林则徐，这位开启了中国近代史帷幕的人，为民族危亡敲响了警钟。
在与英国人就鸦片问题的较量中，林则徐认识了西方文化，在抵制西方侵略的同时，他开始学习西方的先进文化。
林则徐以一个政治家、军事家的眼光审视敌人，了解敌情。他放下天朝大臣的架子，通过熟悉外情的人了解西方各国，并透过葡萄牙租借的澳门这个窗口，大量搜集、翻译、整理外文报纸资料，选编、抄写成册。他整理的《澳门月报》便分为“论中国”“论茶叶”“论禁烟”“论用兵”“论各国夷情”五辑。他将自己在广州广闻博见的外情写成《洋事杂录》。他搜集了造船、制炮等军事技术资料，并绘图示意。他组织翻译了《各国律例》，这是中国引进国际法的开山之作。他组织编译了《四洲志》，较全面地介绍了西方各国概况。这本来不及出版刊印的书稿他一直带在身边。1841年6月，林则徐在发配新疆伊犁的时候与魏源相会在长江之滨，他将《四洲志》连同其他资料交给比他小九岁的魏源，魏源依据他的嘱托编撰出版了《海国图志》，成为中国人最早了解世界的百科全书。
林则徐
当代学者称林则徐是“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敲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大门，带头走过中世纪，又从中国走向世界。
陈宝琛：皇帝与平民的老师
一提起陈宝琛，很多人都知道那是末代皇帝溥仪的老师。其实，他还曾经是乱世政坛上一位刚直不阿的诤臣；后来赋闲多年，在闽地开了近代史上向平民普及新式教育的先河，成了一位教育家。他极端地爱他的皇帝学生，而皇帝却说他“忠心可嘉、迂腐不堪”。
陈宝琛13岁中秀才，18岁中举人，21岁中进士。年轻时的陈宝琛秉承祖辈遗风，刚正清廉，与张之洞等四人结成“清流派”，以在朝廷上诤谏弹劾而著称。“言人所不敢言，干人所不敢干的事”，其间促成《中俄伊犁条约》的签订、《交收伊犁条约》的修改，从沙俄的狼嘴中抢回伊犁等城市。
晚年，他成了“皇帝侍读”，伺候皇帝读书就是担任皇帝老师的婉转说法。而皇上特赐他“紫禁城骑马”，不管是真骑还是假骑，都是一种很高的荣誉、尊重和特权。
陈宝琛
在教育事业上，陈宝琛早有了福州人海洋文化型的开放思想，他重用船政学堂留洋归来的人才，重视参用西洋方法办教育。光绪二十一年（1895），他出任鳌峰书院山长一职。始建于康熙年间的鳌峰书院为清代福州四大书院之一，康熙皇帝为书院题写的“三山养秀”匾成了它的办学宗旨，包括林则徐在内的名人都曾经是该书院的学生。因此，书院的山长历来都是福州德高望重的著名学者。陈宝琛办学期间，重视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也重视实用科技知识的传授，为闽地培养了人才。五年之后，陈宝琛着手创办东文学堂。当时，福建有许多年轻人东渡日本，向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学习。东文学堂仿效西方教育模式办学，培养留日预备人才，不仅让中国学生学习外语，还学习如何适应外部的办学机制，成为福建第一所新型学校。两年之后，鳌峰书院改名为“全闽大学堂”，东文学堂改名为“全闽师范大学堂”，都是福建当代大学的前身。
陈宝琛不仅培养师资人才，还支持鼓励夫人王眉寿在螺洲私宅和旧书院办起小学，招收平民子女入学，引进西方社会先进的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如男女同校、使用科学标本、学生学习使用实验仪器等。这种对西方教学方法的接受与他反帝反侵略的政治立场并存，说明当时的陈宝琛对先进外来文明的态度已持有相当成熟的识解。
陈宝琛也是“建筑行家”。从赋闲谪居开始直到民国初年，他在螺洲先后建造了赐书楼、沧趣楼、还读楼、晞楼和北望楼五座建筑，并配有林木、假山、鱼池，成为他晚年藏书、读书以及日常生活和文化活动的场所。
他还是位藏书家。可贵的是，他并没有将十余万册图书留给子孙独享，而是由他领头，其子继续，将藏书分批次赠给了乌山图书馆、福建协和大学和福建省立图书馆，将私家图书变作社会共有的文化资产。因他的首倡，福建的几家藏书大户纷纷向图书馆捐赠图书，共计四万多册。至今，福建师大图书馆还有专门的陈宝琛藏书室，福建省图书馆地方文献室的收藏因此成为一大特色。有幸读到这些书籍的人，从广义上讲是否也可以说是陈宝琛的学生的学生的学生……
严复：西学思想的“盗火者”
福州南门，全城最高的古建筑——白塔之下有一座法雨堂。中国近代西方进步思想传播者严复的人生之路便从这里启航。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我们不但常常挨打，还屡遭侵夺，被迫割地赔款。一些了解外面世界的有见识的爱国者提出了向西方学习的主张。他们一时还看不到西方的进步思想，看到的只是坚船利炮展示的强大科技。于是，这种学习便从造船、驾船开始。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造船工业与人才培养的基地在马尾诞生。因马尾的课堂当时尚未建成，招收的第一批学子只好临时借读在当地的庙宇里。
严复出身福州的名医世家，他父亲在一场瘟疫中为救治病人献出了生命，从此家道中落，为了能继续读书，严复选择了船政求是堂艺局。当然，吸引他的还有求是堂艺局每月四两纹银的“助学金”。
清朝同治六年（1867）6月，严复与求是堂艺局的百名学子离开了临时课堂，来到马尾新校舍，开始正式上课，求是堂艺局也有了一个正式校名：船政学堂。
严复从船政学堂毕业后被选派出洋留学，是中国第一批成年官派留学生。在英国的格林尼茨皇家海军学院读书的两年，严复大开眼界，在掌握西方进步科学知识的同时，更关注产生这些先进科技的人文背景。中国驻英公使郭嵩焘极为赏识这位初具学者之风的青年学生，一有外出考察的机会，便邀请严复同行，为他了解欧洲社会提供了极大方便。严复因此有机会看到欧洲的城市建筑、公共设施、法庭审判……他以中国传统的视角看待和认识西方社会，对中西文化进行了比较和分析，试图从中探索中国富强的道路。后来他在文章里写到，“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是西方治国求富强的关键。
严复
“七溜八溜不离福州”，由于母校缺少教员，严复中断了海外深造，回到马尾当船政学堂教习。他成了船政毕业生中唯一没有进军队服役而从事教育事业的人。
一年之后，他调往天津，历任北洋水师学堂教务长、副校长、校长，前后约20年。这期间他看到了甲午海战北洋水师的全军覆没，翻译出版了《天演论》等书籍。在《天演论》中，他将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一书前两章中关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弱肉强食、优胜劣败的进化论观点，与自己自强保种、与天争胜的思想相结合，在当时产生了振聋发聩的影响，《天演论》也成为严复生命与思想的里程碑。
虽然洋务运动以失败告终，但严复依然热衷于培养人才，他认为教育可以振兴中国。他对校长一职情有独钟，1906年他同时出任了安徽高等师范学堂和复旦大学校长。
袁世凯当政的动荡岁月，严复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令其头痛的是办学经费问题。严复通过各种渠道向银行借了七万两银子，勉强撑到暑假就又没钱了，只好以学校的产业作担保，借钱办学，前后七个月，北京大学因他的努力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生存下来。
严复在教学之余，发表了一系列政论文章，并翻译出版西方学术著作。他认为，西方国家之所以比中国进步，根本在于自然与社会科学学说乃至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和经济政策。所以，要救中国，就必须学习西方的学术思想。
晚年，闯过惊涛骇浪的严复要归航了，故乡成了他最后的港湾。他知道，他在生命航程中盗回的火种，已经照亮了中国大地，唤醒了中国人沉睡的灵魂。
林琴南：以译著传播人文精神
林琴南，即林纾，号畏庐，别名冷红生。1852年11月生于福州。
众所周知，林琴南不懂外文，他根据别人的口译，用文言翻译了近200部西方小说，在清朝末年对中国人思想体系的变革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史称“林译小说”。
1877年之后，分批派往西方游学的马尾船政学堂学生陆续回国，活跃在福州的社会运动之中。一次偶然，林琴南从同科举人高凤歧那里认识了马尾船政的工程师魏瀚，又通过魏瀚认识了教习王寿昌等海归派人物。
1897年初春，与林琴南相濡以沫的妻子刘琼姿病逝。那年夏天，为了让林琴南走出中年丧妻的阴影，朋友们邀请他离开闷热的福州城，去马尾吹一吹江风。在福建船政留学生的聚会上，风流倜傥的法文教官王寿昌向他讲述了小仲马的小说《茶花女》的故事。小仲马笔下凄美的爱情故事以它人文精神的冲击力拨动了林琴南的心弦。虽然他对欧洲的风情、习俗不甚了解，但艺术的魅力跨越了时空，激起了郁郁寡欢的林琴南心中潜藏的念妻之情。几个偶然与巧合叠加在一起，共同推动着一个必然的诞生，它改变了林琴南的生活道路。
在马尾通往鼓山廨院的游船上，临窗的王寿昌手捧法文版《茶花女》，用福州方言叙述着；船舱居中的地方，林琴南站在桌旁，提笔挥毫。茶花女的故事经王寿昌以福州方言进行口译，落到林琴南笔下竟成了当时中国文化人喜闻乐见的文言小说。
“林译小说”的第一部、中国文学译坛上划时代的巨著、从此改变中国文化人对小说文体偏见的《巴黎茶花女遗事》就这样诞生在闽江滔滔江水之上，伴随着它的是从马尾方向吹来的江风和涛声。
原先友人们只是要慰藉林琴南的丧妻之痛。可是“游戏”的设计者们被不经意中产生的“游戏结果”——中文的亚猛和马克格尼尔所感动，真的感动了。于是魏瀚出资，在南后街文儒坊口的吴玉田刻书作坊镌刻印刷了《巴黎茶花女遗事》。1899年2月，该书正式出版的时候，由于小说在当时艺术地位低下，两个“闹着玩的人”都不敢用真名，王寿昌署名晓斋主人，林琴南自称冷红生。就是这位冷红生，每译到缠绵悱恻之时，几次掷笔伏案掩面而哭，要不就是与晓斋主人相视流泪，这成了朋友们日后的谈资，更成为文坛一段佳话。
意想不到的是小说大获成功。那时没有著作权保护，小说被大量盗版、翻印，市场的需求反映了人们的心理。那时的中国人正希望通过外来文化的窗口，窥视西方社会和人生，在视小说为“地摊文化”的时候，又希望有一种雅驯的传统语言来讲述西方通俗的情感故事。冷红生做到了，“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
后来，林琴南成了翻译家，选择的几乎全部是闪耀着人文光辉的作品，大小仲马、莎士比亚、狄更斯、巴尔扎克、易卜生、雨果……力求用翻译的小说开启民智，推进中国社会的文明进程。
林琴南
林琴南的一生是不平凡的。他组织过福州诗社，办过新式学堂；中法马江海战失败时，在街头拦钦差大臣左宗棠的马，状告昏官；中日甲午战争时上书朝廷反对签订《马关条约》；在戊戌维新之际，与同乡举子三次上书御史台，力陈变法支持维新；出版大量的文学、美术、评论著作……
1925年，林琴南归葬福州北郊。今天，在福州城北的“三山人文纪念园”里，他的墓被修葺一新，并于2002年11月其诞辰150周年之际举行了揭幕仪式。位于琼河附近的莲宅祖居也于1995年得以修缮，1997年辟为林纾故居陈列室，为人们展示他的生平足迹。